蔡绦《铁围山丛谈》卷6载：“国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随昶归中国。

昶至且十日，则召花蕊夫人入宫中，而昶遂死。

昌陵后亦惑之。”

“太宗在晋邸时，数数谏昌陵（指宋太祖），而未果去。

一日，兄弟相与猎苑中，花蕊夫人在侧，晋邸方调弓矢引满，政拟射走兽，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

蜀人对孟昶的悲惨结局不免十分同情。

三是平调蜀地的财富。

宋朝在蜀地不仅屠戮，而且掠夺。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下蜀辎重百里不绝》称：“王师下蜀时，护送孟昶血属辎重之众，百里不绝，至京师犹然。”

并引用时人李度的诗句：“全家离锦里，五月下瞿塘。

绣服青娥女，雕鞍白面郎。

累累轻重富，杳杳路岐长。”

这些“累累辎重”

并非供孟昶一家享用，而是最终归北宋朝廷所有。

此后，宋朝又将财物源源不断，水陆兼运，运往开封。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3《太宗平李顺》载：“蜀土富饶，丝绵绮号官天下。

孟氏割据，府库充溢。

及王师平蜀，其重货铜布，载自三峡，轻货绞縠，即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为一纲，号为日进。

不数十年，孟氏所储，悉归内府。”

如果说屠杀蜀地军民，罪在王全斌等，朝廷只是用人不当，那么平调蜀地财富，宋太祖责无旁贷。

他说：“中国自五代已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

[11]很清楚，他先取巴蜀是要将蜀地作为支持其平定全国的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补给地。

四是进行新的榨取。

宋太祖平定后蜀之初，多次下诏废除后蜀苛政。

如乾德四年二月《蠲放西川诸州夏税诏》称：“收复以来，屡免租赋，尚恐凋弊之俗，耕稼未全，更议蠲除，俾令安缉。

今年夏税并沿征等，并蠲其半，无者全放。”

[12]然而这一系列诏令大多口惠而实不至。

有关北宋平蜀之初的举措，史书中的记载多有不实之处。

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乾德三年二月“赦西蜀”

曰：“赐师所过租，除科役赋调之无名者，赈贫乏，赦群‘盗’，访贤才，叙官吏，蜀人以安。”

不必旁征博引，同书卷4淳化四年（993）二月“蜀盗王小波攻掠诸县”

的记载已对上述说法作了有力的反驳：“蜀地饶富，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

及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府。

而言事者竞起功利，成都常赋外，更置博买务。

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计之吏析及秋毫。

蜀地狭民稠，耕作不足以给，益以贫困。

兼并者复籴贱贩贵，以夺其利。”

此外，北宋前期，朝廷在蜀地实行重税政策。

如商税，马端临指出：“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

虽夔、戎间小垒，其数亦倍蓰于内地之壮郡。”

其原因据说在于蜀地使用铁钱：“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则数目虽多，而所取亦未为甚重。”

但马端临在考证后，肯定蜀地商税“元额偏重”

。

[13]由于朝廷的压榨，蜀地反宋事件延绵不绝。

除王小波、李顺之变而外，还有刘旰兵变（997）、王均兵变（999－1000）等等。

于是，北宋前期始终是蜀地的多事之秋，蜀地在北宋前期始终是个不稳定的地区。

五是吏治败坏。

蜀地的民变、兵变不断，与这里吏治败坏关系极大。

蜀地桃符诗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14]以长春为圣节名的宋太祖所任命的首任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是参知政事吕余庆。

需要指出的是，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载：“吕余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

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

’余庆奉诏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复思故主矣。”

其中，蜀人“欣然”

云云，系小说家言，并非事实。

《宋史·吕余庆传》仅称：入蜀“军士恃功骄恣”

，“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余庆立捕斩之以狥。

军中畏伏，民用按堵。”

如此而已，并无蜀人“不复思故主”

等过分夸张之语。

不可否认，宋太祖“尤严贪墨之罪”

，[15]当时“受赃弃市者多矣。”

[16]然而宋初在蜀地、岭南等偏远地区，使用“负罪之人”

为官。

这些“负罪之人，多非良善，贪残凶暴，无所不至。”

“其或怙恶不悛，恃远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诉。”

[17]因此，北宋前期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肆无忌惮，“不法者百数”

。

[18]如淳化年间，知成都府吴元载“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

[19]彭山（今属四川）县令齐元振“贪暴，民尤苦之。”

民众起而“杀元振，剖其腹，实以钱刀。”

[20]其民愤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人曾质问：“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

并感叹道：“聚敛之为害如此，可不戒哉！”

[21]

六是歧视蜀人。

宋初蜀地动乱不止，责任分明在于朝廷。

但是宋初统治集团并不反省其在蜀政策，反而无端指责“蜀人好乱”

、“蜀人多变”

，并“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

[22]朝廷对蜀人歧视颇深，对蜀地防范颇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