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的记载还嫌如此记述还不足以表达蜀人对李昊的愤懑，采用了“蜀人愤之”

、“见者哂之”

[3]等词句。

无论此事是当时的实情，还是后人的追述，都足以反映当时蜀地民众的人心向背。

蜀地民众拥戴孟昶的佐证，还可举出以下两条。

第一，孟昶归降宋朝，离成都赴开封时的送行队伍相当浩大。

《蜀梼杌》卷4《后蜀后主》载：“（孟）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

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亦载：“（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

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蜀王滩’。”

“蜀王滩”

又作“哭王滩”

，一说其地不在犍为（今属四川），而在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州城东南”

。

李贤等《明一统志》卷71《眉州·山川·哭王滩》称：“（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

[4]据此，清人吴任臣在其《十国春秋》中对孟昶荒淫的传统说法深表怀疑：“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

迹其生平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

[5]晚清蜀中志士杨锐题诗一首，咏叹此事：“全家万里去朝天，白马千官更执鞭。

痛哭国人怀旧德，蜀王滩下送归船。”

[6]

第二，北宋特别是其前期，反宋者往往假托孟氏之后以相号召。

北宋平定后蜀当年即乾德三年（965）三月，反宋蜀兵“众至十余万，自号兴国军”

，推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

。

[7]所谓“兴国”

、“兴蜀”

，借助后蜀亡灵，试图重建蜀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30年后，李顺除自号“大蜀王”

外，更自称孟氏之后。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记述蜀地传言：“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

“（王）小皤战死，众推（李）顺为主，下令复姓孟。”

“故蜀人惑而从之。”

吴天墀先生依据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

，指出：“把李顺说成是‘孟大王之遗孤’，自系陈胜、吴广‘诈称扶苏之故智’。”

[8]毕沅还说：“此蜀人怀孟氏旧恩而为此言。”

[9]甚至直到宋徽宗初年，蜀地士人赵谂等“同谋借姓孟起兵，以从蜀人之属望。”

[10]足见，孟昶在蜀地号召力之大，蜀地民众对他怀念之深。

在蜀地民众眼里，孟昶并非昏君，而是一位较为贤明的“偏霸之君”

。

[1]《五国故事》卷下。

[2]《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3]《实宾录》卷3《世修降表李家》。

[4]关于蜀王滩，直至近世仍有记载。涂长发修、王昌年篡《嘉庆眉州属志》卷2《山川》载：“哭王滩，治东南，后蜀孟昶降宋入朝，舟过此，国人送之而哭，因名”（《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9册第25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王铭新等修《民国眉山县志》卷1《地理志·山川》称：“蜀王滩，见旧志，今江道迁徙，失其处”（第39册第487页）。

[5]《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

[6]杨锐：《杨叔峤先生诗文集·诗集》卷上《后蜀杂事》，续修四库丛书本。

[7]洪业等编：《琬琰集删存》卷3《王中书全斌传（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吴天墀：《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9]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淳化四年十二月戊申“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10]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巻26崇宁元年二月“赵谂伏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有比较才有鉴别

北宋前期蜀地民众如此拥戴和怀念孟昶，是将北宋与后蜀相比较之后所作出的判断，是对北宋朝廷的极度不满情绪的自然流露。而其原因则在于北宋前期朝廷在蜀地的政策失误和对问题的处置失当。正是朝廷的一错再错，使蜀地民众对后蜀和孟昶充满怀念之情。宋初在蜀弊政甚多，[1]这里仅简略列举以下数种。

一是入蜀宋军的暴行。

宋太祖将“乾德伐蜀之役”

称为“兴师伐罪”

[2]之征，其实，王全斌等率领的入蜀宋军军纪败坏，暴行不断。

如杀降，仅平蜀当年二月十九，一天之内，“王全斌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于成都”

。

[3]又如残忍，“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

，宋太祖得知此事，也不禁哀息：“妇人何罪？

而残忍至此！”

[4]诸如此类，罄竹难书。

史载：王全斌等在蜀“昼夜宴饮，不恤军事”

，“部下渔夺货财，蜀人苦之。”

[5]“蜀军愤怨，人人思乱。”

[6]宋太祖不得不将王全斌等贬官，承认入蜀宋军“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7]对于宋军的暴行，如今确实可以视为统一的代价。

但当年深受其害的蜀地民众则无法忍受。

前面讲到的蜀人泣别孟昶的送行活动正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宋军暴行的群众运动，以全师雄兴国军为代表的反宋兵变、民变则是当时蜀地人心向背的具体体现。

《宋史·太祖本纪二》称：乾德三年三月，“两川‘贼’群起。”

蜀地反宋事件，风起云涌。

仅《锦里耆旧传》卷4便载：乾德三年四月，“陵州（治今四川仁寿）‘贼’袁廷裕反，资州（治今四川资中）黄承浦、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刘泽时人号之刘硬弓、昌州（治今重庆大足）赵令等反，各据本州，与全师雄应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

又嘉州（治今四川乐山）马承逸反，屯犍为山，进攻州城。”

二是孟昶个人的遭遇。

孟昶“至汴京，改封秦国公，越七日薨，”

[8]享年仅47岁。

他死因不明，很值得怀疑。

其母李氏“因不食，数日卒”

，据说她死时曾谴责其子：“汝不能死社稷，贪生以至今日。”

[9]其实她何尝不是以死抗争！

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入备后宫”

，[10]甚至还有被晋王赵光义射死的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