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不许“蜀人官属”

，尤其不能任要职，如“不得通判州事”

。

[23]又如限制蜀地解额，以致蜀地解额“绝少”

。

[24]所谓解额，简而言之，即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数额。

最突出的事例是在蜀地“毁城隍，销兵甲”

，以致“两川惟陵、梓（即今四川三台）、眉、遂（即今四川遂宁）有城可守”

，其它城市“名为郡城，荡若平地。”

[25]“蜀人好乱”

之说相当偏颇，京东士人王辟之就不赞同。

他说：“世以蜀人好乱”

，其实作乱者“率非土人”

。

[26]对于此说，蜀地士人更是深表不满：“蜀中之叛，非蜀人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为也。”

[27]因写下《蚕妇》诗而知名于世的郫县（今属四川成都）籍士人张俞一再反驳道：“甲午之乱，[28]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坏败之罪也。”

[29]“诏令不布，王泽不流，于是三盗乘而互乱，（李）顺、（王）均、（刘）旰也。

则非蜀之罪，奸臣之罪也。”

[30]于是，包括士人在内的蜀地民众在感情上与朝廷更加对立，某些士人甚至采取与朝廷不合作的态度。

如张俞（又作张愈）便选择了隐逸之路，隐居于青城山白云溪，有“白云先生”

之称。

[31]蜀地士人与朝廷情绪对立，正是宋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

[32]的重要原因之一。

阅读有关北宋文献，不难发现，在蜀人口中、在蜀士笔下，后蜀一派繁荣景象。

诸如“蜀中百姓富庶”

，“蜀中久安，赋役俱省，半米三钱”

[33]之类，赞美之词不绝于耳。

其实，这是委婉地对宋初“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寇大起”

[34]的现实所表达的不满。

后蜀时期蜀中社情较好，北宋初期治蜀政绩极差，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平心而论，后蜀天上，北宋地下，两者判若天渊，未必是事实。

这些记述无非是以蜀士为主的蜀人的怀旧情绪的流露。

这类记述还多，仅在《蜀梼杌》一书中就不少。

如追忆成都当年的美景：“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

（孟）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

“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

蜀人往日的欢乐：“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这些孟昶时代的美好回忆无疑都饱含着对后蜀的怀旧情绪和对北宋的对立情绪。

而“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

[35]云云，则分明是对北宋朝廷无端平调蜀中财富的抗议之词。

[1]关于北宋前期朝廷在四川的苛政，可参看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2]《宋史》卷200《刑法志二》。

[3]《宋史》卷2《太祖本纪二》。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七月。

[5]《琬琰集删存》卷2《曹武惠王彬行状（李宗谔）》。

[6]《琬琰集删存》卷3《王中书全斌传（实录）》。

[7]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卷203《贬责一·议王全斌等罪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8]《九国志》卷7《后蜀世家·后主》。

[9]《宋史》卷479《世家二·西蜀孟氏》。

[10]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60《花蕊夫人》，四部备要本。

[11]王称：《东都事略》卷23《刘继元传》，“臣称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宋大诏令集》卷185《蠲复上·蠲放西川诸州夏税诏》。

[1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征商（关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4]杨亿口述、黄鉴笔录：《杨文公谈苑·学士草文》，李裕民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15]《宋史》卷200《刑法志二》。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月庚午注。

[17]《宋史》卷266《王化基传》。

[18]曾巩：《隆平集》卷20《妖寇》，宋史资料萃编本。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

[20]《太平治迹统类》卷3《太宗平李顺》。

[21]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事志》，李伟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2]苏洵：《嘉祐集》卷14《张益州画像记》，四部备要本。

[23]《宋史》卷298《*亮传》。

[2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15之15，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25]王禹偁：《小畜集》卷15《奏议·论州郡削弱之弊》，四部丛刊本。

[26]《渑水燕谈录》卷9《事志》。

[27]《蜀梼杌校笺·蜀梼杌自序》。

[28]李顺淳化四年攻陷成都，系甲午年，因此宋人称“李顺之变”为“甲午之乱”。

[29]《成都文类》卷22《序一·送张安道赴成都序（张俞）》。

[30]《成都文类》卷29《记·颁诏厅记（张俞）》。

[31]参看祝尚书：《北宋西蜀隐逸诗人张俞考论》，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主办《蜀学》第1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31－140页。

[32]《宋史》卷293《张咏传》。

[33]《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34]韩琦：《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五、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孟昶的形象出现了由不同走向相同的趋势。

南宋时期开始流传的各种重要史籍，诸如蜀人（县籍不详）李攸《宋朝事实》、眉山（或作青神，今属四川）王称《东都事略》、丹棱（今属四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山（或作丹棱）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莆田（今属福建）陈均《九朝编年备要》、晋江（今属福建）吕中《宋大事记讲义》等等，无论出自蜀地士人或其他地区人士之手，均依据官修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有揭露孟昶荒淫的七宝溺器一事的记述。

至于其缘故，固然不是单一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无疑是传统时代当局控制舆论，正统文化体现统治者意志，历史毕竟由胜利者书写。

谎言重复千遍尚有可能变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