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下诏狱者率舆以从，谓之随驾重囚”

(《明史》卷162《尹昌隆传》)；正德朝“杖毕”

了公卿即“趣治事”

(《明史》卷95)。

明朝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

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13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5石。

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

从官禄来看，明帝国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中国佃客农奴制度在明朝继续发展，明初由官家所占的官庄，其亩数已达全部民田1/7。

明代皇室贵族的土地占有形式，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皇室占的土地，称为皇庄或宫庄。

皇庄的收入专供某宫后妃和未就藩的亲王的日常用度。

从天顺八年（1464）到正德九年（1514），北京附近的皇庄有36处，占地37595顷多。

武宗即位伊始，就增设皇庄七处，随后又增设苏家口皇庄24处，前后不足六年，共增设31处皇庄。

如果按弘治五处皇庄共占地12800顷，每处皇庄平均占地2560顷的标准估计，则增设的31处皇庄占地就有79300顷之多。

皇庄如此急剧扩展，大批民田很快被吞没，田地上的农民不是被赶走就是沦为皇庄的佃户。

另一类是藩属庄田，洪武时分封诸王就藩各地时就已建立。

朱元璋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

他有24个儿子和1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

明朝的藩王都有5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供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

也有禄米200石。

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

《明史.

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

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

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

明中叶以后，各地藩王除兼并民田扩大藩府庄园外，还以子孙众多，生活困难为由，向皇帝乞讨附近的官地，来扩展自己的地产。

正统五年（1440）甘肃庆王家拥有土地一千顷，大部分由占夺而来。

1605年，四川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

明代皇族亲藩大量兼并土地，而他们的土地享有免税的特权，造成全国1/2土地不纳税，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朝廷自天启年间（1621～1627）开始屡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饷”

。

1618～1637年，赋税竟增加了6倍。

一亩农田产出只有6两银子，至少要交10多两银子的税。

面对苛重税负，农地大量抛荒，农民流亡，最多时流民人数高达600万人之巨，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1/8，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

万历帝的爱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

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二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

此外，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

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

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

崇祯年间，河南一省有八个亲王：开封的周王有良田一万余顷；南阳的唐王、汝宁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赵王、怀庆的郑王，每家有良田大约数千顷到上万顷。

卫辉的潞王有良田4万顷，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广。

他除在河南、湖广两省占有良田四万顷外，还有皇帝赐的盐引专利。

第三类是勋戚中官庄田。

“勋”

指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大部分是所谓的武臣；“戚”

指后妃公主皇亲家族；“中官”

即皇帝周围的宦官。

贵族利用皇帝赐田的机会，可以兼并比赐田大很多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诬指为无主荒地，借以圈占。

勋戚贵族兼并农民土地较皇庄有过之无不及，勋戚庄田在北直隶和京畿分布比皇庄为多，所以其兼并的规模也比皇庄为大。

景泰二年（1451），贵戚汪泉霸占官民田地共达3千余顷。

一些有权势的贵族除奏请的土地外，还接受所谓“投献”

来的土地。

投献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苛重的赋役，自愿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贵族，而自己则充当贵族庄园的庄头或佃客，以求保护。

一些人竟然把小户农民的土地强行投献给权贵豪强，自身充当管家。

成化时，皇亲王源的庄园原有赐田27顷，但令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1220顷有奇，可耕者366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

除这三类庄田外，还有遍于全国的寺观庄田，占有的土地数也相当庞大。

各类庄田的共同特点是，无论皇庄、藩府庄田或勋戚中官庄田乃至寺观庄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属官田性质，法律规定不得买卖。

各地的官僚乡绅对民田的兼并也十分严重，如江南华亭的乡绅董其昌占有膏腴万顷。

“大约自成化以来，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出现一种现象：许多地区的农民，由自耕农或佃农的地位下降为一种类似农奴的佃仆。

所谓‘佃仆’又称‘僮仆’，与地主不只是主佃关系，还有‘主仆名分’。

他们虽然可以有妻子儿女和微薄家业，但社会地位犹如农奴。

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许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

这种家奴大半用在家内使役，如被遣往庄田耕种，采用古代“免奴为客”

的办法，便由奴认为佃，但与主人仍保持主奴关系，成为佃仆。”

明清两代的工商奴隶制十分发达，毕道村说：“马克思一再强调，只要工商业仍奠基于奴隶制、农奴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产就决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封建工商业的主要基石恰恰是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

明清两代，人们蓄奴之多令人咋舌。

有名的如王锡爵、钱海山、徐阶、李钦、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宁陵的苗思顺、虞城的范良彦、无锡的大地主邹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刘、田、李等强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数千人以上。

蓄奴范围之广，乃至连一些中上层农民也占有不少的奴隶。”

明初，凉国公兰玉令家奴贩云南私盐一万余引。

永乐时，各都司卫所、布政司、按察和府州县官都收留大量的“军伴皂隶”

，以“办纳钱财、买卖借贷”

。

宣德时，会昌伯孙忠以“家奴贷子钱于滨州”

。

景泰时，都指挥孙继宗、孙绍宗，指挥孙显宗及其侄子孙璘“起塌房”

，“邀截客商，引盐发卖”

，辽东巡抚都御史李纯放债催款：所用之人，全是家奴。

彭城伯张瑾封王于江西，“道南京，令家人市货帛，载马船以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