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右都御史秦耀令家奴在无锡、苏州、常州开设典当十余铺，“每铺不啻二三十万金”

。

此外，著名官吏徐阶、朱国桢、徐显卿各以织布、缫丝、养蚕而闻名乡里，如其所述，这主要出于诸女仆之功。

天顺时，常熟大户钱哗靠他的十三个奴仆发家致富。

著名刻书商毛于晋，“家蓄奴婢二千指”

，除用于耕种宅旁的二顷地外，主要用来刻书、校书。

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商业集团，徽商、晋商、福建的海商，无一不是靠奴隶支撑其商业的。

其中，徽商的资本最雄厚，而徽州同时也是中国奴隶最多、所受的奴役最严酷的地区。

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奴仆用于“营运”

。

明代各类史籍中提及的工商业劳动力，特别是官吏、地主、大工商业主在工商业中的劳动力，很少不是奴隶。

类似“勋戚之家纵令家人开设店肆”

，“今豪势之家用仆开店”

之类的奏疏实是举不胜举。

明代的各类小说，如《儒林外史》、《醉醒石》、“三言”

、“二拍”

等，凡是叙及行此事的，几乎都是奴隶。

如《警世通言》中所讲的宋金，《醉醒石》中所讲的陈篪，都养了几个至几十个家丁专做私商勾”

。

直至清末，曲阜孔府还蓄有经营着数十种手工业的几百名农奴工匠。

掌握了土地并垄断了重要工商业的地主、官吏豢养了大批充当鹰犬的奴仆，将大批农民沦为各色农奴。

如东汉至隋唐的部曲、徒附，唐宋之际的地客、火佃，明清的佃仆、雇工人等等。

因此，以奴隶为其生产、经营骨干的中国各类地主工商业也同时基于农奴制度之上。

奴隶制和农奴制之间的相互补充、协同。

付衣凌先生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商业发达的社区，奴仆也跟着盛行起来。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闽粤等省，同时也是蓄奴最多最严重的地区。”

清代后期对蓄奴制度进行削弱。

清律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

实际生活中，地主拥有不同程度的超经济特权，欺压凌辱佃户的行为，极为普遍。

1727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鉴于地主视佃户为奴隶，私刑拷打，淫其妇女，地方官徇私助虐，请求朝廷立法禁止。

吏部和刑部议定例文：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照违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80；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

清律中，低于凡人的还有雇工和贱民。

雇工不是自由的人，他对雇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其劳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大批农民工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

清代法令规定各级贵族占有的生产奴隶的最高限额为：亲王950名、郡王270名、贝勒215名、贝子170名、宗室公90名，其它各级臣僚都可合法地拥有数十名不等的壮丁奴仆。其限额远高于西汉，而这还仅是指生产奴仆，不包括家内奴婢。

崇祯11年冬至12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46万2300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36万9千人”

（《清太宗实录》）。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

（《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

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

（《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

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

顺治皇帝颁布命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

。

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

、“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清世祖实录》）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园中的“壮丁”

。

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壮丁反抗和逃亡甚多。

以1745年的畿辅皇庄为例，460余名庄头所辖16800余名壮丁，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仅290余名。

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交地方官“载入民籍”

，共16000民壮丁拨出为民，只留290余名保留农奴身份。

从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贱为民”

的谕旨废除了相当众人的“贱籍”

，但各地阳奉阴违，直到20世纪仍保留少部分的贱民。

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奴隶制，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

，“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

。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说：“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

中强调：西方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成了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不这么看。

“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就不再是德国人了。

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

。

“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汉人”

。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

“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

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

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

满清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

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

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

这多有象征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