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力资本不光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更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力资本的基础。

美国经济的强大跟美国强劲的科技研发能力是分不开的。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正是注重教育投资注重培育人力资本而使其研发能力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而东亚地区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具有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而这科研开发能力的源泉又是教育。

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水平，那么作R&D就无从谈起。

那么东亚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就如保罗•；克鲁格曼说认为的那样光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获得发展，而这种没有创造能力没有技术进步的发展是不可能长久的，不是可持续发展。

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使科学技术转移成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使可持续发展。

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提倡的。

“内生增长理论”

的核心是，在增长过程中，当发生良性循环的扩散效应（spillovereffects）或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时，靠原有的生产要素可能使报酬递增。

东亚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内生经济增长那样要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这样才能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无未来的增长。

东亚历来重视教育的儒家文化传统会在培育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起积极作用。

传统儒家文化提倡节俭、提倡俭朴的生活这种观念也使得东亚地区有一个普遍较高的储蓄率。

东亚地区人们由于有传统儒家文化这个勤劳俭朴的文化传统而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份动力。

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G＝s∕k，即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储蓄率成正比，而与其资本－产出比成反比。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而k代表资本－产出比率）来看，东亚地区由于人们普遍勤劳俭朴，喜欢把钱用来储蓄积累下来，因而储蓄率s普遍很高，因而在资本—产出比率k变动很小（模型假设）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又提供了动力。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在当代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人们习惯于把钱积存下来等它增多而不是用来奢侈享乐。

这就是使储蓄的钱能够被政府和企业借去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升级，这就从根本上为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力。

东亚地区居民喜欢储蓄还有一个大用途就是把储蓄的钱用来培养后代，使他们接受更多更良好的教育。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前面已经论证）。

传统儒家文化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样使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又具备了一个必要条件。

这种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在这时就不再是原来封建社会那种守财奴的形象了，那种只会守死钱而不让它流动的守财奴思维对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而传统儒家文化勤俭节约的意识观念在东亚地区所表现出的高储蓄率是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既有物质资本也有人力资本。

这些资本的积累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很多观念都可以在当代东亚经济发展之中被重新挖掘重新定位起来，从而在观念意识上为东亚经济发展建立有效的制度保证。这些传统儒家文化都是儒家思想这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的合理内核，是能够适应东亚经济发展的，并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动力。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动力又潜移默化的影响东亚地区人们的行为，使经济参与主体们能和谐相处并互相协作，共同促进东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未来发展

当今世界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中，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并存。

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热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贸易创造、贸易转移等静态效应，还有规模经济、吸引外资、加强竞争、扩大与深化等动态效应。

这些效应促进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地理上相邻的、文化上相近、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提高整个区域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使区域内各个成员以规模经济效应来共同应对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压力，从而对本地区内各成员的发展有利。

这里是把经济发展当作一种区域的行为或者更广义上来说是一种世界行为来看待，也可以当作是各个成员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制度安排。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一整套有关各成员方经济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是有成本的。

只有当成员方认为其加入这个制度的成本小于加入这个制度的收益时，它才会考虑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来。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治动因和政治问题也十分突出，政治原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决定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是区域内经济合作能否实现。

当今世界进行得最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欧洲联盟，欧洲联盟不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尝试着区域政治一体化搞区域内政治经济一体化。

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区域经济合作。

东亚地区有东盟FTA和APEC。

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也是欧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处于政治方面防范大战再起的初衷而逐步建立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欧盟从开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到现在的政治经济上紧密联系的欧洲联盟。

这些欧盟成员文化上的同源、经济上的发展程度相近、政治制度上的相同是它们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的一大前提。

欧洲联盟主要是由于政治动因而联合起来的，经济上的协作增加了各国的收益也防止了大战的再起。

这种政治动因开始的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能够承担一些制度设计上的成本费用，因为这些是相对于政治动因来说处于次要的因素。

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或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欧盟、北美有很大的不同。

自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的确是加强了。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1997年的12月，就首次召开了东盟加中、日、韩首脑会议（“10＋3”

）。

此后，“10＋3”

首脑会议就成了每年定期召开的会议，并逐渐演变成了“10＋3”

会议机制。

从1997年开始每年的“10＋3”

首脑会议都为东亚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些讨论并达成了一些协议，如货币互换协议、创立亚洲债券基金等。

在2001年的首脑会议上，东盟还与中国就10年内建立“10＋中自由贸易区”

达成协议。

在2002年11月的第六次“10＋3”

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样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东亚经济合作在这时出现高潮的原因有：⒈国际范围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巨大压力。

⒉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

⒊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

此外，2001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也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催化剂。

但这些似乎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只是迫于东亚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压力的合作缓解压力措施。

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不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

东亚地区具有共同的传统儒家文化，能以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思想内核来指导行为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而这种经济发展能不能成为一种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经济发展，把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始终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

这也关系到传统儒家文化能不能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共同文化，“亚洲价值观”

能不能在经济合作中被东亚地区广泛认同。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东亚地区共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使它们的经济发展很有活力。

但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只是与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结合以后的本土化的儒家文化，是各国站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各自理解，还没有一种能统一认同的儒家文化意识观念。

各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有点像是标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招牌、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而又根据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改造的自我表达。

因此，传统儒家文化的未来发展怎么样也是值得关注的。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使传统儒家文化也像欧美文化那样对世界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一种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与产生它并支持它的经济力量分不开的。

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就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

美国一直以来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世界有一种认为美国文化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最先进的文化的倾向，文化渗透也成为美国扩大其政治经济强权的一种手段。

文化上的优势也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减少的制度设计一些成本，文化无形的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对外经济）作贡献。

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制度安排而去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

文化上的先进性就能为设计出好的制度安排打下一个基础，这样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

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是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相邻的各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经济的一种好的实践形式，能从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促进经济体经济的共同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

而在东亚经济合作之中，具有共同传统儒家文化（内核一致）的东亚地区各国能否冲破历史上造成的隔阂，这是传统儒家文化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