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是所流汗水的回报而已，东亚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进的创造性和灵感。

保罗•；克鲁格曼作为西方经济学者中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一个，他的这个总生产要素模型有一定的理性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弄清楚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就算克鲁格曼的总生产要素（TEP）这个衡量指标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

下面来看表四的数据。

从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归因于资本积累，其贡献率超过了50％。

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达13.

5%。

这一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变化对8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东亚地区比较后发展的大国中国来讲，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就占了很有些部分，世界银行和Hu及Khan还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还要多一点……主要靠技术进步而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这样的东亚地区后发展起来的大国（中国1978年才实行改革开放）都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出一定的份额，那么东亚地区其他先于中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是更能在全要素生产率（总要素生产率）这一方面对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份额。

诚然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许多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拉动的，但在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过程中，总要素生产率也在贡献它的力量。

东亚各国也在进行R&D，这些研究开发项目对东亚地区技术进步有很大的贡献意义，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上升。

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事后从GDP增长率中扣除资本与劳动增长贡献率而得出的余额，他代表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保罗•；克鲁格曼的要素投入论的结论是不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绝不是那种没有技术进步的发展。

从以上这个中国的研究数据可以推断出东亚的经济发展绝不是没有创造性的纯粹要素主导型增长。

保罗•；克鲁格曼根据索罗（solow）的总要素生产模型而推断出来的结论有一定的偏失之处，不是十分准确的。

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生活积累沉淀，是不断地展现它的活力的。

不能因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就予以否定。

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内涵在当今的东亚经济发展之中都会得到重新的挖掘。

（二）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前面已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过我们这里所指的传统儒家文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传统儒家文化。

这里的“传统”

的含义是指继承那种优良的引导人们进步发展的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

传统要传承好的传统文化。

传统儒家文化能保持中国2000多年的繁荣强大，能稳定的保持社会秩序，其强大的生命力是显而易见的。

只不过在封建社会和近代史上，传统儒家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农耕经济的，这就有了阻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事实，因而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传统儒家文化阻碍了东亚的经济发展，认为儒家文化适应不了现代市场经济。

这不是以发展的边际的思维来看待传统儒家文化，其实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的过程。

文化是一个包括广泛内容的综合体，它既是历史传统的积累，也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表现。

一方面，文化有着自己的特有构成和体系，另一方面，，它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

不过，尽管文化可以包揽许多内容，但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

文化的转变可以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先导，同时，经济社会的变革又会带动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思想体系，也受到人们思维方式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容。

如传统农耕经济条件下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权威性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权威性是有不同的内容和目的性的，其内涵大大改变了。

文化与经济的适应性主要还是看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文化与经济是互动的，文化既反映经济也作用于经济。

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化为经济行为主体人地潜在指南；二是外化为经济网络联系。

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以及由其组成的企业、合作伙伴、社区群体的心理水平状态，亦即普遍心理的特点、心理冲突、心理平衡、心理判断、心理价值，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且也受特定的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习俗的直接影响。

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都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其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也是不同程度的受到传统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经济活动主体（或称市场主体）所具有的儒家文化传统不是原来那种维护封建体制和农耕经济的旧儒家文化传统，而是被赋予新的内涵的。

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群体意识的文化，强调整体性与和谐性，注重集体利益。

这对于经济普遍比较落后且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东亚地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设计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思想和努力（即使它是有代价的），但是由于人们可以模仿新的制度形式而不予补偿设计新的制度措施的那些个人，因而在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方面会有重大差距。

政府的方案要承担为坚持未来决定要增加的费用，就是说撤销费用高于自愿组织的费用。

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整体意识的文化在推进制度安排上是有效地。

属于后发展的东亚地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这些经济发达且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又凭借其先进性和强大的实力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zhan有优势地位。

许多世界市场上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并符合它们的利益的。

既然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那么东亚地区在这不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要获得经济发展就必须互助联合起来，强调一种整体观念和互助意识。

这样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各参与主体处在一个和谐友善的环境中，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不像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样的竞争对手关系或者只是把政府当个守夜人的角色。

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在世界上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时，单靠东亚地区的企业或企业家们自身的努力是很难与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

这时东亚地区的各个政府就不光是要承担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积极的去承担设计制度的成本，设计出有效的制度去促进经济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的群体观念、权威意识在这时对各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些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种使政府、企业、企业家、员工们共同互助的观念动力。

政府积极设计有效的制度而降低个人成本（企业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保持一个能激励个人创造的范围之内。

企业家与员工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企业家们能照顾员工们的利益，员工也能理解企业的整体长远发展大计。

这样以来，在这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作用下，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积极的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

出口导向战略需要东亚各国内部的政府、企业、工人间的团结协作，使这个战略更有效率，减少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谈判成本。

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国家及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而成功的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利用本国(本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优先发展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从制成品出口替代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以此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出口导向战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第一，出口导向意味着主动去参与国际竞争，接受国际准则，这迫使本国提高劳动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技术进步；第二，本国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突破了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而购买力弱、需求不足的限制；第三，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获取外汇，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总要来源。

同时，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汇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形成出口与增长的良性循环；第四，出口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东亚地区各个政府设计得很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有效的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是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在一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引导下而共同协作使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实施并发挥起作用。

这还为东亚地区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如表五（见下页）所示的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所持有的外汇一直是很多的，到2001年时达22011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量的48.

21%。

这为东亚地区发展经济、加快自身的R&D建设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育人力资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传统儒家文化历来有尊师重教而崇尚学习之风气。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温故而知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些观念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是很多的。

在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很受到重视。

早在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从而掀起了把资本概念普遍化的革命，同时在工业化国家带来了对学校教育、培训工作、和其他人力资本形成项目进行投资的高潮。

而东亚地区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重视教育的传统是显而易见的。

从表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的超过

表六：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教育水平比较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重视教育的一个大区域。

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视教育的意思观念在东亚地区的体现。

重视教育使东亚地区的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这就提高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