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起疑：1950年中国还会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而且1950年应当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而不是四周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

签订条约时，双方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

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所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照会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告。”

同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

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

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应当说，当时**虽然没有执政，但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拥护的。

**方面举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活动并不奇怪。

不过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到1950年及其以后是不会再举行的，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新中国政府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失效了。

有人说，新中国政府是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承认外**立的，这不准确。

事实是，1949年10月16日，新中国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只不过到1950年7月3日，新中国政府**主席才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

另外，查阅有关资料，“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只在1949年9月～12月短暂存在过，它的直接前身是1949年3月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而成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而在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又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虽然有这些疑问，否定的结论还是不能下。

文集或者全集不收，也不能说明那篇文章不存在。

郭沫若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没有被收入文集或者全集的有不少。

那篇文章的观点虽然不能让人接受，而从历史角度看，郭沫若或者其他什么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可能那样说话的。

事情的真相只有在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之后才能明了。

最近有了这个机会。

不出我所料，我没有从1950年的人民日报找到那篇文章。

不过我想，该文的内容既然是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并且最初发表在“新华广播电台”

，那也许是在1949年发表的。

于是我又查了1949年的人民日报。

结果找到了。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第一版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在同日同版，人民日报还刊发了一个广播节目预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今晚七点五十分到八点十分演讲节目，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讲：‘中苏同盟四周年‘。”

郭沫若这篇广播词约有6000字，共分五个部分，网上传贴的关于外**立问题的内容在第四部分里，约800字。

网上的帖子题目应是发贴者或转贴者所加。

1949年8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四周年。

当日，人民日报除报道郭沫若的广播词外，没有其他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报道或文章。

不过，人民日报同日还报道了正在举行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通过由二百七十九名代表签名提出的“拥护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由北平市各界代表会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市分会案”

的消息。

还有内蒙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东北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纷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消息。

第二天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纪念“八一五”

伟大节日拥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努力建设新中国答谢苏联友谊郭沫若等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的报道。

谈话者除郭沫若外，还有阎宝航和萧三。

还刊发了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筹备会正式成立的消息。

报道说，筹备会推选彭真、赵振声、张友渔、余心清、吴晗、韩卓儒、张奚若、许德珩、钱端升、樊弘、梁思成、萧明、柴泽民、许立群、张晓梅、萧松、薛成业、古奇踪、贺绿汀、孙孚凌、诸福棠、刘一峰、马立槐等二十三人为常务委员。

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一些地方中苏友好协会开展活动的消息。

8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8月15日电：“民主同盟机关报北平光明日报今日刊载前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关于对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谈话。”

据报道，邵力子在谈话中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外

**立问题。他说：“我在一九四三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向苏联提议订立与苏捷军事同盟条约一样的条约。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我不想在此分析“新华广播电台”

和人民日报在1949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想在此讨论外**立的原因和谁应当为此承担责任，也不想在此评价郭沫若。

至于最初的发贴者或者以后的转贴者为什么把郭沫若文章的日期从1949年改为950年，把“北平”

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

新华广播电台，或者干脆不注明出处，更不是值得我考虑的问题。

我在意的只是史料的本来面目。

我以为，使用史料，取舍是正常的，误解是难免的，但不能对内容、发表时间和地点等原始信息加以篡改，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附：网络流传版郭沫若讲话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立？

（人民日报1950年）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

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

但是请问。

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

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

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

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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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30

[蒙古问题]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

提要：斯大林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介石对于**立的辩解词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

(以下转自《蒋经国自述》)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达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