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3/3）
而决定罪之大小、刑之轻重时，一个好的原则便变成了一项恶的主张，势必将司法审判引向歧途，最后滑向“主观归罪”
之深渊。
如果司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看动机不重事实，那实际上是司法官在置法律而不顾(特别在决断疑狱时)，从而破坏了成文法典和法律的权威性。
因此，“春秋决狱”
在历史上首开以例破律之先河，其历史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其二，为酷吏舞文弄墨，任意“出入人罪”
开了方便之门。
“春秋决狱”
之风盛行，可能连董仲舒也未曾预料的是，本有抑制酷吏滥施刑罚之意的“春秋决狱”
在实践中往往又演变为酷吏恣意妄行、肆杀无辜的武器。
由于集礼义之大全的《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
，加上后人各自的注释，使一部《春秋》更是“大义”
难窥。
当依据《春秋》决狱时，司法官每每可以从中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经义根据，在难以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司法官在审判时，势必断章取义，高下随意，这就便于他们（特别是酷吏）“出入人罪”
，残害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