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国如梦而亲人不再，破家亡亲身败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复归何益？

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

婉拒了。

其实这应是托辞。

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奴，则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实践了其“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

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

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

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

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

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

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

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

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

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

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

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

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

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

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

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

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

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

，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

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

；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

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

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

。

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

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之书，为背公死党言”

，这一论断，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于其时而言，自然难可宽宥。然而若细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战败之原因，则从汉武、李广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浚稽山之战，李陵是尽了全力的，而失败之责，主要应归之于李广利和路博德之侧应不力，甚至根本就不准备救援。说“陵自炫其勇”，虽为事实，然而以五千兵马而能力抗匈奴八万精兵达近十日之久，最后若非出了汉奸，尚有不败之可能。则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实事求是，又何夸之有哉！

汉武数次听信谗言，一致李陵于绝地，再则族之使其气绝；汉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杀汉奸李绪一为自己正名，二亦为汉朝消除了一大祸害，即不认其功，亦无可言其过，如何反能说是“嫁祸于李绪”呢？船山先生之糊涂，不亦明乎？

至于其所道之“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

，前言已析。

船山先生胸藏韬略，精通兵法，竟没察觉出其中的端倪来，居然认定李陵是“效死以战”

，不能不让人遗憾。

至于谈到“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

，此一问倒应该留给汉武的了！

驭将之道，当“疑人不信，信人不疑”

；单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惧，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

而汉武竟听一人谗言即族诛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

船山先生更也曾亲见本朝崇祯皇帝听信谗言中贼反间，无辜诛杀名将熊廷弼、袁崇焕，自坏其万里长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哗啦尽附于异族之手。

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满清铁骑要想直驱山海关，殊非易事！

由此观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显然矣！

国家之治，首在人才。国有才而才尽其用，则国鲜有不治者；国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尽其用，乃治国之大痛者也。反观我今日之中国，众心浮荡，人莫不欲穷奔他域；未得出奔则鲜有安心于本职工作者。于此观之，当今治国者治理之术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么船山先生何以会发此一番难于立足的宏论呢？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创作《读通鉴论》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难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船山先生所写乃是史论，就更难免于要杂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评史，实则针砭现实也！

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末（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中叶。

其漫长的一生，正跨越了风云突兀狂潮跌荡的明清嬗越之际。

他出生时，明王朝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嚣行宇内。

年二十五时，崇祯自尽，吴三桂开关延敌，清兵入关；未己清军铁骑即杀掠江南。

船山于湖南老家组织乡勇抵抗未果，投奔广东肇庆之南明永历帝；不久为奸人设陷几死狱中。

后见孙可望挟持桂王，心有异志，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林泉”

，避居零陵一代，颠沛流离。

晚年乃退居衡阳船山，发愤著书，察历代兴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资后来有志复明者鉴。

这事实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学者，如顾炎武、黄梨洲、李二曲等的学术之最终目的。

故船山先生之史论，实则时论也！

而既是时论，则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习，亡国之征，无一可逃先生之针砭。

船山尤曾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残喘之艰苦岁月，则小南明之兴衰成败，必牢牢印其脑中；其事迹于他之影响，亦必至巨。

小南明虽短命，却也承继了明末时期的所有亡国之征。

除了司徒琳所举证的“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

、“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这两个原因外（司徒琳(LynnA.

Struve)：《南明史》），战将怕死而不守节义，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明末到小南明覆灭这一段时期，内忧外患，正是武将用命之际。

然而自崇祯三帅之熊廷弼袁崇焕被杀、孙承宗被弃后，二十年间除了间或出一两个如李定国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这样的能战而知忠义之将外，其他大多数或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无能人格卑下。

满兵之灭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将之力。

先是，吴三桂开关延敌，立首功一件；及顺治移师江南，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无不尽力用命，有如恶狼走狗，疯狂咬杀其之同胞、灭亡其故国，争先恐后。

清兵在南直隶徽州、苏州、常州诸府中之扬州、江阴、嘉定、昆山、松江等地所进行的疯狂大屠杀之主使者张天禄、李成栋等，率皆原明之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