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认识这样的人我感觉很骄傲，现在我有空就去那里义诊，我不要老百姓的钱，他们如果感激我，想报答我，我就恳请他们去山上种一棵树，就算是诊费了，我跟他们讲，只要你们坚持，等十年之后，你们连吃药都不用花钱了。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俩能把松会祖祖辈辈贫穷这个遗传病给他们治好！”

大庆明白了老人在帮助连城县的穷困农民看病，但对老人的伟大理想还是一知半解，疑惑的说：“我没听懂，您能说仔细些么？”

“你没听懂只能说明你没有得这种病，这样挺好。松会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通过来城市‘化疗’给自己和家庭治病，可是吃大苦出大力能长久么？你已经有了正式工作了，还是个小干部，可是像你一样的连城县年轻人能有几个呢？因地制宜的自救、自治才是长远之计啊。”郑院长感慨的说。

陈有德思量着郑院长的话，接话道：“穷不光是病，它还是慢性病，还有病发症，比如愚昧、自私、无知无畏等等，这样的病也让公安工作变的很复杂，到松会这样的地方想调查什么人什么事，难得很，在那种穷地方，拦路设卡都成了风俗了，车匪路霸都是有组织的，公安拿人往往要受到一个村的围攻。说到底，还不是贫穷把人逼成了那样。”

小花抱着孩子插话道：“我妈家在松会那边有亲戚，因为我家条件也不大好，现在走动的就更少了，哎，亲情跟吃不上饭比起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宋晓佳听大家说着这些跟穷有关的话题，感觉自己虽然是个孤儿了，但跟他们所提及的地方相比，幸福的多了。

正待两位老人越聊越投机的时候，房间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大红色蝙蝠衫、大喇叭裤的女人一进门就用一种有些嘶哑的女中音说：“郑叔叔，你可让我好找，你来了朋友也不说一声，我也帮您接待接待啊。”

“这位是我女儿的二姑姐，也就是宏宇的二姐，东湖日报的记者张兰。”郑元昌尴尬的介绍道。

“我们白天见过了，郑院长，您看我家还有俩孩子呢，这孩子们太小，闹觉了，我和我弟妹就先回去了，让大庆陪着您二老多说会话吧，我们先告辞了。”王楠一看张兰来了，马上找了个借口开溜。

“郑叔叔，原来您也认识王经理啊？您两位都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啊，哪天我跟你们一起做个采访吧。”张兰说。

“我都50多了，还弄潮儿？你要淹死我啊？我这儿有位老大哥，身体不好，你别总在这里叽叽喳喳的，赶紧回去休息吧。”郑元昌开始撵人了。

“你答应我明天让我跟你一起去乡下，我就回去睡觉。”张兰耍着小心思道。

“你非要去的话，只需要负责拎包，记录你看到的，有问题等回来的前一天统一问，如果坚持不了你就自行离开，平时不许多嘴，能做到么？”郑元昌看着行事乖张的张兰，严肃的问。

“我尽力，我尽力。”张兰嬉皮笑脸的说。

“尽力不行，必须保证做到。”郑元昌说。

“行，我答应还不行啊。”张兰无奈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