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

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

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

….

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

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

，该疏是冲他而来的。

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

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

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

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

是年杀夏言、曾铣。

《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

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

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

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

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

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

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

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

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

。

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

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

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

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

┅┅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

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

，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

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

….

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

严嵩“屠害忠良”

之秘藉尽在彀中矣。

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

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

（《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

，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

。

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

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

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

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

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

（《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

还惨。

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

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

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

是很不赞成的。

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

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

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

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

此即御戎之策矣┅┅”

（《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

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

（《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

（《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

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

；“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

刀尤短小，亦无锋。”

（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

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

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

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

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

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

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

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