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正月十五日绍兴府开元寺的“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织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二月初八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的弥勒佛生日“道场”，“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远，观者万计”;四月初八日徽州婺源县五通神庙“佛会”，“天下商贾辐集”;同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的马鞍山山神诞辰“社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

这种庙会的兴起，都是反映了江南市镇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

与工商业的兴盛相对应，江南市镇的社会观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重商、经商风气十分盛行。不仅官僚大族纷纷参与工商活动，而且一般的贫困农民也往往到附近市镇“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

因此时人范浚在谈到江浙一带经商之风盛行的情况时说:“今世积居润室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有读一纸书，则夺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怒而曰:吾将使金柱斗，牛马以谷计，何物痴儿，败我家户事，顾欲作忍饥而翻故纸耶～”无怪乎当时有人感叹江浙地区“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所以我们综上所述的话，可以看到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除了规模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会形态已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

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市镇，已初步发展成为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的新兴经济都市。

这种经济都市的出现，既是当时江南城市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城市向外扩张并开始深入乡村地带的一种表现，由此引发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江南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起步，尽管无论就城市化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十分有限的。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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